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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侃自序下面几点也要注意： 第一，西汉《论语》学教授的重点对象是王侯。
斯则朕继述先烈，尊经崇本之志也夫。在《四书》学风行天下的大背景下，明代许多学者为维护和提升《孝经》的地位，提出《孝经》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相辅相成的看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国学时废时兴，但历代政府不曾减弱对《孝经》的倡导热情和力度，学界对《孝经》的研究不仅未受到大的影响，甚至这一时期比汉代更重视《孝经》，《孝经》博士的设置即是明证。这是康熙帝组织学者编纂《御定孝经衍义》的动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孝经》自汉迄清一直得到历代王朝尊崇、《孝经》学一直长盛不衰的深层社会原因。《中庸》亦以为政在于修身，而归之亲亲为大。摘要：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是一部专门论述孝道与孝治的著作，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帝王普遍推崇《孝经》，许多皇帝不仅亲自讲习《孝经》，还把《孝经》研习作为太子教育的常规内容，这样势必会促进《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南北朝时也多见《孝经》立于学官的记载。郑注《中庸》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经济繁荣与科技文化灿烂对隋唐思想学术的推动也不可忽视。
本文原发《南京大学学报》。禅宗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将儒家的心性论、道家的自然论与佛教的基本思想融通为一，从而形成了它所特有的中国化的禅学理论和修行方式等等。他对玄之又玄的解释则是：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而隋唐道教重玄学理论的发达，正是道教思想与佛教思辨理论相互融合的一个典型例证。
唐太宗就曾明确强调：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唐代外丹术的各大流派最终都以《周易参同契》的大易丹道为其义理基础而趋于合流，这既是《周易参同契》在唐代颇为流行的结果，也反映了在儒家究理寻道之风尚的影响下道教炼丹由术转向对道的探求。
中唐以后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人正是由此而进一步推进了复兴儒学的进程。人们在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水稻种植、建筑、丝织、制茶、陶瓷、冶金、造船等各个领域，总结前人的经验，主动与世界各民族相互学习交流，不断开拓积累，发明创新，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并大大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安定和思想学术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他所说的二仪万物，虚假不真（《庄子?齐物论》疏）显然也是来自于佛教。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唐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经济发展，国势强盛，社会安定，文化繁荣。
宗教上，佛道二教当时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佛典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代，中国僧人的著述更是十分丰富，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印度的佛学思想，而道教理论体系的出现和道教学者的辈出则标示出中国道教走向兴盛。例如上述道教重玄学虽对佛教有所借鉴，但从先秦道家、魏晋玄学到隋唐重玄学的演变发展来看，其基本立场并未完全偏离道家与道教，其理论指向的并不是佛教的出世主义，而是入世的逍遥无为、长生久视。隋唐时期的科技与生产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与此同时，随着长期分裂局面的结束，重建儒家伦理纲常的迫切性也日益提到了统治者的面前，因而隋唐二朝的统治者大都提倡儒教，这也对儒学的新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隋唐时期，在佛教与儒、道相融合的总趋势下，佛教与儒、道的争论和冲突也有新的发展，佛道之间为了政治地位的高低，经常就排列的先后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并随着争论的深入而涉及了许多教理方面的相互诘难，而儒家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也经常站在道教一边，从国家经济收入或封建伦理纲常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批判。在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下，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中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迎合大一统政治的需要，提倡三教在理论上相互包容，这成为佛教宗派在这个时期创建各自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背景条件。
他在解释玄时曾说：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16](p.340)唐代重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成玄英融会佛教中观学的方法而对重玄之道、重玄之理作了精致的发挥，有些话语几乎可以放到佛教著作中去而看不出有太大的差别，例如他曾多次使用非有非无（《老子》第十四章疏），非无非有（《庄子?齐物论》疏）的论证方法来破除心执，强调心境两空（《庄子?齐物论》疏）。
而这正是传统道家道教的主静修心论通过借鉴和融合佛教心性论（佛性论）和儒家人性论而得以实现的。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佛教文化的鼎盛，这一鼎盛局面的出现，与这个时期的三教关系密切相关，而这又是与帝王对佛教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顺应大一统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在帝王三教并用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推动下，隋唐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和三教共同发展的思想学术新局面。这个时期道教的兴盛，首先与其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从而成为皇族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隋唐以儒佛道三教鼎立为基本格局的多元文化背景相关，当时不但儒、佛与道教并存，而且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异域文化也与道教相融，从而使道教在这种多元文化的激荡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总之，隋唐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在三教鼎立的三教关系新局面下展开的。在此之前，汉代以来形成的儒学的经学化传统，已成为儒学变革创新的重要滞碍。
从历史上看，隋代就出现了刘焯、刘炫二大儒，他们学贯南北，博通古今，所撰《五经义疏》影响很大。儒佛道三教关系经过长期的演变而在隋唐时期出现三教鼎立的新局面，这与儒佛道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本特质也有密切的关系。
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佛教心性论是唐代儒学发生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并对唐宋儒学发展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儒家则从佛教出家修行有违孝道等方面对之加以排斥，而正处于初创阶段的道教却往往借助佛教这一比较成熟的宗教来发展自己。
唐初颜师古所撰的统一儒家经书文字的《五经定本》和孔颖达等撰的统一对经书义理解释的《五经正义》的出现是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南北朝时期南北分立的儒学进入了统一的新时代，由此开辟的不仅是唐代儒学的新局面，更奠定了唐以后中国思想学术走向的重要基础。隋唐道教也曾试图以道统儒，因而援儒入道、道本儒末成为隋唐道教不同于前代的伦理化特质。
甚至在致力于改变经学大意的刘焯、刘炫、王通等人那里，也没有突破经学的形式，他们并没有提出要改变经学是表达儒学的适当形式的观念，他们想改变的只是经学的内容，倡导一种对经学的新的解释方法，不再对训诂名物感兴趣，而强调经典内在的义理，这种以经破传的方式所昭示的儒学发展的另一路向，到了韩愈等人那里，却进一步发展为甚至可以从根本上丢开经学。随着封建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充分发展，佛教各家各派得到了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机会，顺应着思想文化大统一的趋势，一些学派在统一南北学风的基础上，通过判教而形成了宗派。中国思想学术发展到隋唐，出现了鼎盛的局面，儒学、经学、佛学和道学等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例如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人性论调和起来并对道教丹法加以融摄[12](p.473)。
这个时期柳宗元和刘禹锡在天人关系论上分合的意义，除了其对历史上的元气自然论和反天命论的继承、发展和总结之外，很重要的还体现了儒家理性主义的兴起，即并不仅关注天人的分别或人之外的天道的规律，而且还特别着眼于对人本身的理性力量的发现，以反对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蒙昧主义和泛滥于隋唐时期的祥瑞灾异，从而为人文化的儒家开辟了新的路径。摘要：儒佛道三教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
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是汉魏以来儒佛道三教关系历史演变的延续，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则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它与隋唐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边疆开拓、民族交往等都密切相关。儒佛道三教经过长期的冲突与交融，在中国这块注重现实人生的土地上终于找到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找到了各自的归宿，至今仍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虽然失去了两汉经学独尊的地位，但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各领域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主导作用，这个时期儒家的反佛，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和伦理纲常等方面来排斥佛教，但也开始出现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来对佛教加以批判。支道林的《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中说：是故夷三脱于重玄，齐万物于空同。
而不少佛教思想家在融合吸收儒、道等传统思想的同时也都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认为三教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10]，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11](p.708)。隋唐时，思想学术的发达表现在许多方面：经学上，出现了王通的新的解经学和融合南北学风的孔颖达等人编撰的《五经正义》以及各种私家注疏。韩愈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从总体上看，政治上的统一需要思想文化上的统一，因而隋唐帝王对儒佛道一般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佛教与儒、道的鼎足而立，也推动了佛教与儒、道在思想上的融合。
由于外丹本身的弊病，特别是欲求长生，反致速死的许多惨例，使人们对金丹服食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和不满，因而在当时儒佛道三教普遍重视心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道教的外丹术逐渐向内丹炼养术转化，从而有唐末五代钟吕金丹道的出现。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佛教宗派，其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而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禅宗特有的判教说。
（注：关于汉代以来的儒佛道三教关系，请参阅拙文《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唐宋之际，三教鼎立的局面逐渐让位于三教合一，至宋代，随着新儒学的出现和被定于一尊，儒佛道三教终于形成了绵延千年之久的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思潮。
隋唐道教以其在教理教义方面的大力推进和炼丹术方面的充分展开而为当时三教鼎立的多元思想文化增添了色彩，同时也为隋唐三教关系写下了独特的篇章。隋唐思想文化中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特点就是以佛教兴盛为标志的儒佛道三教鼎立。